北大是中国现代新思潮的发源地

北京大学是我们大学里面的翘楚,也是中国现代新思潮的发源地。蔡元培先生有两句名言:寻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之意。在这种自由包容的校风之下,长久之下北大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尤其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可以说都能够挺身而出,各领风骚。为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感时、伤时、忧国的情况。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回忆这些,心里可以说非常感动。我的母校,也是我服务多年的台湾大学,师生也能够参与“争自由、为民主、保国家”的各种活动,曾成为两岸高等学术人才的一个荣誉。

1949年之后,北大好多老师和同学像种子一样,跨洋过海到了台湾,把自由的种子带到那里,在那里开花结果。包括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等,他们后来都在台大当教授,大家非常欢迎他们的教导。尤其是胡适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傅斯年先生当过北京大学的校长,后来出任台湾大学的校长。直到今天,台湾大学里那个幽静的傅园,那个回响不已的傅钟,都是台湾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生活的一部分。简单地讲,自由的思想,北大、台大系出同源,可以说是一脉相传。尤其在大陆,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自由的堡垒,隔了一个海峡,相互辉映。

今天来到北大,我也愿意回顾一下。中国近百年以来整个思想的发展,应该也可以说归功于北大。大家都知道胡适先生提倡自由主义,那是代表一种自由、民主、繁荣、进步的创举,也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回响。但是我们仔细地看,自由主义这个思想在中国走的是一段坎坷的路,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成功。记得在那个年代,胡适先生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谈到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精神,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提出问题趋向的一个态度,要大家以渐进、逐步的、改良的方式,来面对所有的社会的国家的问题。这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桥梁。那个时候,胡适和李大钊先生经过了一系列的辩论,那个题目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在一个正常的时刻和环境之下,也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部分还是在知识分子中间?

简单地来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那二三十年。你看看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是什么?是中法战争,是甲午战争,是八国联军,是日俄战争。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中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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