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殷海光的第一次谈话，就在并不投机的情形下做一结束。我对他印象奇劣，虽然我喜欢他那光芒四射的文章，可是对他这个人，我却十分倒胃，倒胃得甚至不想选他的课。所以，大二的逻辑课我没有选，此后我都和他并无来往，我在1958年6月15日日记里写道：‘“国”实无人，如胡适之老是卖老货，殷海光也老是那一套，即可受欢迎，但他们又何其狭窄。’在第二年1月6日写道：‘夜读逻辑，决定好好学到殷海光，……此不难也。像“吸收”胡适一样，他没有多少好“吸收”的。’这些日记，都表示了我有限度地佩服殷海光，但同他并无来往。我的逻辑，直拖到大四时才修，修的还是台湾笨蛋教授曾天从开的课。但考试那天，却碰到殷海光监考，他在旁边看我写考卷，说了一句：‘你的考卷洋洋洒洒。’此外，我只记得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他，我向他请教一个方法学上的名词。除此之外，见面时我也学他样，故意冷峻，好像两人不认识似的。古话说：‘恶声至，必反之。’殷海光不通人情，真该给他还以颜色。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态度。在我快毕业时候，殷海光及门弟子林毓生在刊物上，用科学方法，分析了蒋介石的‘伟大’，他不但马屁拍得十分肉麻，还即时加入了国民党。他的同班马宏祥找到这篇文章，和我一起告诉殷海光。殷海光大为痛苦，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传授的科学方法，竟被林毓生这样运用了。胡适和殷海光是我大学时代最佩服的两位前辈，其他不论师友，与我固有交情，但谈佩服则吾岂敢。由此可见，我这个大学生是如何挑剔、如何眼高于顶了。”
李敖在谈到后来他与殷海光关系的转变时，这样说：“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天去看他。于是，近5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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