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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