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18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年），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年），我已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34年（1986年），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我又说‘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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