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政治的保守，米尔斯预想美国将转向一种寂静的集权主义，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米尔斯的“《白领》更像是对美国的一个忠告：新中产阶级正在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极权主义道路。”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但至少就目前为止，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韩国政治走向的是与之相反的民主化道路。韩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不同，实际上应该归于中产阶级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所依赖的社会及政治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政治的官僚化，另一方面是大众的冷漠，这些就是今日美国最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使美国政治的表现方式毫无趣味，使政治理论成为毫无价值的行政细则，而历史成了背着人民群众做的交易。这就是中产阶级扮演其消极被动角色的政治环境。”Mills,opcit,p350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米尔斯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保守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显然韩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特定的政治热情，从而也使他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们在谈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时需要更加谨慎一点，更加具体一些。就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来看，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民主化进程对于如何在民主化进程中有效地利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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