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新煌认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大多基于五个理论假设或者命题，而其中三个都是与新生中产阶级的地位诉求相关：第一，第一代命题。有人认为在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中产阶级仅仅是在199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其时这些国家或地区正在进行快速的工业化。许多中产阶级成员是二战后出生的，他们大多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童年时代经历了贫穷和艰难。第二，流动命题。认为中产阶级是东亚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与社会流动中的主要受益者。有利的市场位置（如高额薪水、职业发展和住房收益）使得东亚中产阶级能够在生活上无忧无虑，形成了一整套鲜明的阶级符号来表现自己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第三，上升阶级命题。中产阶级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劳动或资本，由于有技术专长，能够提供不可替代的职业服务，中产阶级自视为正在上升中的阶级。HsiaoHsinHuang，opcit，pp4～5因此在理解这种模式的中产阶级时，地位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分析地位追求的两面性则是我们正视新生中产阶级发展的不容忽视的方面。
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效仿的是上等阶级的“品味”，因而这场阶级区隔游戏的规则是由上等阶级制定的，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参与的是由他人制定规则的“阶级游戏”。这样，就不难理解韩国中产阶级总是表现出上层阶级的特征。由于中产阶级的资本数量和类型总是远远比不上上层阶级，所以这将是一场难以看到结局的竞争。为了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韩国中产阶级必须不断积累更多的资本，而在阶级“品味”的竞争中他们又必须消耗大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没有赢家而且难以看到尽头的阶级竞争中，中产阶级付出的代价无疑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最为辛苦和疲惫的，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好的退路和选择。这就是中产阶级在“阶级区隔游戏”中所不得不面对的骑虎难下的两难处境。
中产阶级的中庸性注定他们难以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上面，是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经济政治精英，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无休止的诱惑与吸引，常常会激起他们的雄心与抱负；而在他们下面，是他们刚刚脱离、再也不想回归的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underclass），这对于他们可能还是尚未远去的记忆或者不堪回首的伤痛。因此，不论从那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socialladder）上最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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