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来，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同的特征，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一般特征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有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与中产阶级政治上后卫的保守不同，韩国中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积极参与了工人罢工、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和选举活动，虽然这是一种有限的、理性的、机会主义式的参与；与中产阶级消费前卫的激情相比，韩国中产阶级的消费行为更多的是旨在追求地位的被动式、炫耀性消费，而不是个性化、享受型的消费；而在生活方式上，韩国中产阶级的现代更多含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实际上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藕断丝连，难分难舍。第三，由于韩国儒教传统的影响，韩国的中产阶级认同程度比较高，就阶级认同的角度而言，韩国人认同的中产阶级明显多于实际确定的客观存在。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四个标准来界定中产阶级（实际上的中产阶层）：有中产阶级的主观感觉；收入在普通城市家庭收入的三倍以上；中学以上的受教育水平；在自雇佣企业中有一个工作，或者是雇主或者是领薪水的工人。韩国发展研究院根据这些标准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在90年代，中产阶级占城市居民的36%。但是，在通常流行的用法中，标准更加主观，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一词非常模糊。政府统计表明在90年代早期超过60%的人自称为中产阶级，其他一些调查和人们的通常感情会认为这还有些保守。Lett，opcit，pp4～5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的市场分化的产物，在更大程度上它是由国家、政府及其政策推动下的催生物，这样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都带有国家计划下的利益再分配的痕迹。在其国家导向的发展策略中，韩国的集权主义政府对新中产阶级的形成和老中产阶级在小规模的商业、服务部门以及非正式合同型的生产网络中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过程，也正是这种特定背景下争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具体表现。第五，韩国中产阶级的处境及其特征具有明显的韩国特色，这与韩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制度规范有关。这样，它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别，甚至与近邻日本也表现出文化差异。Vogel，opcit，p390年代，大多数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家庭如果不依靠其他家庭成员比如妻子的工资，就得依靠某些财产如土地、股票、租金或由妻子掌管的企业获得额外的收入。不管供职的公司规模是大是小，韩国工薪阶级都不能享受他的日本同行享有的终身雇佣制的安全，而对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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