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社会的近代变迁可以看出，以下因素在韩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第一，阶级结构的破坏与重构带来的社会流动的加剧。传统韩国社会的固化的社会结构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后接管、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而基本上已经完全消解。朝鲜战争后全社会的贫困化给社会流动带来了更大的机遇和空间，中产阶级正是在这样的破旧立新的现实背景中寻求发展的，所以韩国中产阶级的构成更为复杂。第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在朝鲜战争结束时，适龄人口的入学注册百分率分别是：小学596%；初中211%；高中124%；高等教育31%。到1965年，相应的数字分别是：小学916%；初中394%；高中270%；高等教育69%。到了1975年，这些数字则增加到：小学1076%；初中740%；高中405%；高等教育86%。Lett，opcit，p37教育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发展一方面与二战后美国的积极援助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的投资和儒教传统下韩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有关。整个50年代，虽然韩国经济成就并不显著，教育却一枝独秀。这时韩国教育引进美国的教育体制、教材设计，国际学术交流机会也大量增加。这为就业结构的转变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为中产阶级的产生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与文化上的铺垫。第三，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由朴正熙强力主导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增长导向型、工业导向型、出口导向型（外向型）以及强力政府主导型模式不失时机地加快了韩国现代化进程。在此同时，韩国城市化也不断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韩国省际间的迁移率很低，但战后离开原出生省份的人大量增加。3/4的国内迁移是“面向城市”。汉城（自1945年为大城市区）1960年从其他省迁移而来的人口占51%，到1966年为56%；釜山（自1966年起为大城市区）也存在高迁入率。同一时期，几乎所有9个省的人口都在锐减，大部分都被两个大城市区所吸收，而小城市吸收的量很小。虽然1960～1980年间工业化速度快，但城市化的速度是稳定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例从1960年的28%增加到1985年的65%。到1985年，汉城人口达到960万，占整个国家城市人口的36%以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5年之间，釜山人口从20万增加到350万，占全部城市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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