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业化时代的中产阶级也在市政建设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但是，现在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其独立性受损，人们不禁担忧，美国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内，他们如何在体系内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如何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
应该看到，尽管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传统的个人主义消退，美国中产阶级文化逐渐滑向享乐主义，但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脉络在20世纪并没有断裂，在民主的体现形式——“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方面他们并没有全面退隐。这又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隔绝、分散的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教育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也造就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当然，教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意识的产生。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中产阶级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在政府中赢得一个民主程序。受过良好教育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中产阶级以其反民主的情绪而著称。再者，如果中产阶级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注重技术、管理和职业，那么大学教育本身与其说是促进民主的新形式的产生，还不如说只是有助于把个体关入新的奴役的“铁笼”之中。按照马尔库塞、阿伦特等当代大学教育的批判者的观点，教育课程已经朝纯粹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转移，而且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自由艺术和科学。大学教育将不再导致知识分子扩大，而是产生狭隘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有大量拥护者，但是，近年来，以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却在部分肯定了这些观点的前提下，指明了美国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对民主造成积极影响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RonaldMGlassman，TheNewMiddleClassandDemocracyinGlobalPerspective（NewYork:MacmillanPress，1997）
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典学科作为非职业爱好一直没有消失，这使民主意识得以传承。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加入课程中的科目集中在当代社会问题上，例如环境污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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