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通人”的出现，与美国社会的纳新能力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国人一直致力于发展开放式的阶级结构，构建一个具有扩展性和吸收性的中心。他们不愿意象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强调阶级冲突，在20世纪的很大部分时间里，由白人组成的城市工业中产阶级大规模扩张，既有非凡的扩展力，又有着不同寻常的内部分化能力，这有助于同化新人，促进社会流动，化解极端主义的情绪，缓和社会内部的紧张关系。沃纳的研究反映出社会结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社会结构阶层分明，但同时又有流动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度出现了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类似的情形，工业高度发展的时代造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阶级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是事态没有进一步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那个方向发展，据《美国阶级结构》的作者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无产阶级内部缺乏一种同质性，另一就是中层阶级的扩大。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79页。
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效地缓解了阶级冲突的进一步激化。20世纪“普通人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是息息相关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在社会上为了取得竞争所付出的努力应该不仅来自于他们父母的帮助或者是受到父母的阻碍，而应该是与他们自身的竞争能力相关。社会应该提供一个能让他们展现能力的机会，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公平的平台让他们竞争。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巨型公司的建立使得社会的中高层有许多不断扩大的职位，新位置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在二次世界大战的繁荣年代里，许多移民的儿孙都升迁到中层或上中层阶级的位置。同上引书，第320页。这是结构体系带来的职位流动。来自下层的孩子由此得到了一个改善他们地位的机会。
在《美国的阶级结构》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关于美国社会流动的一些信息。其中提到戴维·费瑟曼197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
从表4-1可以看到有关1973年的流动情况是：儿子中的49%向上流动，32%依然保持原位，19%的人向下流动。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儿子有机会攀升到较高社会阶层上去。有相当数量的继承，但还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在1962年向上流动的百分比是相同的，保持原位的人多出2%，向下流动的却减少了2%。流动比率也反映出，在等级体系的上下两端存在着大量的继承，是远远超出机会所能带来的继承，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流动，这种流动是在等级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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