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平静以后，事隔十个月，鲁迅大约以为周作人的情绪稳定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却不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道：“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在此处，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就是前文说的周作人以香炉代石头打人一事，周作人抄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部打去，多亏被人半路接住，才没有击中。（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五》）民主自由的斗士应该懂得，即使是警察对待犯人，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此一击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充分暴露出周作人所学所知的时髦理论皆似是而非之论。时人砸烂孔家店，周作人有大功焉，扫荡“修身齐家”的旧观念也是身体力行。周作人并写文章骂鲁迅是“破脚骨”。面对周作人的行为，鲁研家只能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鬼使神差”、“惊恐地问道：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云云，为什么不是理所当然？周作人读外国书，写时髦书，然而一到实际行动时就如此鄙陋不堪，当年有人赞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失笑其皮相也。”（《周作人日记》壬寅二月初二）周作人颇有自知之明，他本质上其实是偏激的人，他歌颂秦始皇还不算，又称颂汉奸秦桧，不赞成文天祥、史可法。这种人最终做了汉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不必问“怎么了？”周作人今日极被世俗文化精英们看好，人们于此也略可看出今日中国世俗精英文化的病根之所在，不把此病根拔除，谈中国文化的重建或其他什么什么的，都是水中捞月。
羽太信子当着徐耀辰和张凤举罗织了鲁迅“罪状”，很多“秽语”，这些“罪状”和“秽语”大概无非是骂鲁迅如何调戏她。
可惜的是，徐耀辰和张凤举生前都对此事避而不谈，没有留下这些“罪状”和“秽语”的内容，所以也无从断定。但是，徐耀辰和张凤举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但曾把这些“罪状”和“秽语”的主要内容曾透露给了他们的朋友郁达夫，现在的所有的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以及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情：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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