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椒战役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从开战到结束也不过三天的时间，但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随着国民政府的大力宣传，中央社以及其他官媒那叫一个不遗余力的宣传战绩，使的全椒大捷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了大江南北，甚至于还传到了国外。
李国耀和暂七师固然是名声大振，但同时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也受到了鼓舞，一时间民众大量的为国家募捐，支持抗战，甚至于在各地征兵点都有青壮年排起了长队。
然而更为重大的影响则是刺激了日本人，使的原本就矛盾重重的日军内部矛盾近乎公开化了。
事实上日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有陆军和海军之间的矛盾外，陆军内部也存在尖锐的矛盾。
早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应对此事，日本军界内部就是否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分化为两个意见相左的阵营——“扩大派”与“反扩大派”。
“扩大派”代表的人较多，且大都为日军中的高层缺乏远见之守旧人物，如当时的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等。他们基于中国国内“反日”活动的增多，坚持必须“对华一击”。
抗战爆发前夕，日本驻华武官喜多诚一等汇报，“在收复满洲以前，蒋政权的抗日政策恐继续不变。希望以我对华北让步，换取蒋政权取消抗日政策之类的见解是极大的错误。”
同时，喜多诚一判断，日苏一旦发生战争，中国亦不会保持中立，需“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
而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上书军部，“如为我军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解除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与其相对的“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石原莞尔的核心思想是“世界最终战论”，即日、美终须决战。在此之前，日本要全力建设“满洲国”，充实国力，全力对付苏联。对中国，奉行所谓“日支亲善”，让中国成为“东亚联盟”中的一员。
中苏两国国情的变化，也让石原莞尔反对扩大侵华战争。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国援助下进行了“币制改革”，并与英、美签订了商业、铁路等贷款协定，让日本与英美在华利益的冲突更加显现。
另一方面，苏联不断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屡屡与日军发生摩擦，使日本的“满洲经营”面临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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