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来看李文兰死前的一些情况:7日5时许,二里镇中心医院值班医生李创民在医院外发现了呻吟不止的李文兰后打电话报案,却拒绝对李文兰进行医治,派出所也未出警。7日7时许,二里村村支书刘国栋在家门口发现了伤势严重的李文兰,但也只是给她指明回家的路,并未救助。8时许,派出所内勤魏国华派不具执法资格的司机鲁小军去“看一看”,鲁小军找到李文兰后,仅做了简单询问便离开现场,回所后也未向负责人汇报。

8日14时许,见李文兰还在自己家附近躺着,刘国栋两次给派出所打电话称,“街上有一很脏的女人受了伤,已在街上停留好几天了,是不是送去”。鲁小军在既未“出警”、又没报告负责人的情况下,同意刘国栋将李文兰拉到邻县南郑县白土岭一带。9日16时许,有群众第四次给派出所报案称,在二里镇苟家湾村发现“女尸”。派出所负责人尚龙德这才带干警随同刘国栋一起赶到现场,并将李文兰送到医院抢救。10日7时许,李文兰经抢救无效死亡。

从这些情况,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尽管李文兰的死和三名中学生的殴打、凌辱有直接关系,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尽如人意,也加速了她的死亡。正是由于社会悲悯弱者、救护弱者的“人性善”风气的缺失,才使成长在其中的这三名中学生因耳濡目染而由“人性善”转向“人性恶”,从而敢于无视甚至挑战公序良俗,公然欺凌弱者,直至将其残忍虐杀。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学校教育往往已经不足以用知识的力量抵挡不良社会风气的洪流。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这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可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地方、某些人那里,这种美德却日益沦丧。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一,就是在潜移默化中毒害了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使他们眼中无“人”、心中无“人性”。当李文兰含愤忍辱,撒手人寰后,三名中学生也同时为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自此以后,不管是法律的严惩,还是良心的谴责,都必将会给他们未来的人生路留下永远难以抹去的阴影。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2003年11月6日,在全校学生忙于期中考试时,江苏省宜兴市铜峰中学初二女生小丽(化名)自杀了,她生前被老师骂为“猪中极品”(《现代快报》2003年11月8日报道)。11月17日至19日,安徽省泗县小骆中学初一学生陈贤连续3天被班主任扇耳光,此前还被地理老师扇耳光。一气之下,陈贤于20日自杀,并写下遗书:“对不起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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