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毛(图)(1)

之所以被许多人知道是个拍照片的人，在很大成度上是因为我曾经为三毛拍过照片。直到今天不少人在介绍我时，都爱说：他拍过三毛；拍过杨丽萍；拍过《我们这一代》。

从1990年到现在，这14年间总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要把我与三毛联系在一起。看来这个故事要永远讲下去了。

当时几经周折,最后是以一本小册子出版的。

我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信。其中多数人在信里说：“感谢一个叫肖全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三毛这些令人惊喜和感动的照片。”

出书的那年，我还在成都，有不少人去找我。他们带着各种愿望。有一个从外省坐了几天火车来找我的陌生人，他是来要三毛照片的,见我不给,走了,头也不回地说：“我是来为我的同学要的，这是他死之前的一个愿望。”我忙追出暗房：“我给你”！第二天，他找我借钱,否则以死要挟，只因为他手里有一本《天堂之鸟》。那时我的工资170元，要吃饭，还要买胶卷。我无奈之下给他放了一首我正在热听的崔健的歌，他埋头听完拉拉我的手走了。我总是忘不了那沉重的小伙子，担心他是怎么回家的，现在好吗？（我曾告诉过崔健，他的歌也许能救人。）第二年在广州，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她因为失恋，曾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但她还是起床走出来了。她感慨地说：“我惟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枕头下那本《天堂之鸟》。”

当然舞蹈家杨丽萍，也是透过此书来找我的。让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她极喜欢我的图片，跟三毛一样，我们属于很“通”的那种朋友。1992年当时中国最专业的摄影杂志《现代摄影》上，评论家杨小彦把我拍的三毛和杨丽萍第一次做比较。这是我所拍摄到的两个在气质上最极端最完美最接近自然和上帝的女人。难道是从此之后，我拍女人的才气被用得一干二净？为什么我直到今天还未拍到另一个有如此超凡功力的人。

1991年的5月，我在成都举办了一个三毛的摄影展。展览极为轰动，展品陈设在两所大学之间的“茅屋茶馆”里，我的朋友全都去了。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多少人喜欢三毛，也明白了不同的人在影像面前的不同感悟。去参观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展出的后期，从台湾来了一个叫陈达镇的人(他曾管理了一阵三毛的“小木屋”），他受三毛家人的委托，到大陆来寻访三毛过去的好友，并带有一些三毛的“宝贝”，想把它们埋在敦煌，当年三毛自认为是“家”的地方。

陈达镇在展览现场

「如章节缺失请退出#阅#读#模#式」

你看#到的#内#容#中#间#可#能#有#缺#失，退#出#阅#读#模#式，才可以#继#续#阅#读#全#文,或者请使用其它#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