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下了这句话。
在1920年，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维经斯基所率领的那个“记者团”的中国之行是成功的：
在北京，与李大钊携手。
在上海，帮助陈独秀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首先响应，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在上海与陈独秀会谈归来，建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李汉俊给董必武写信，加上陈独秀派刘伯垂去武汉，促成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
王尽美跟李大钊的接触，又使“幽灵”在济南落脚，在那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的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虽然一开始找错了对象，但由于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南下广州，加上陈独秀转往广州，终于在这南国名城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随着在上海入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去日本，又在东瀛建立旅日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小组成员张申府赴法，在旅法的中国学生中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
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法国八个小组相继宣告成立。虽然当时的名称五花八门，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还有的千脆没有名称，但这些小组都已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都是以列宁的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共产主义之火，已经在中国点燃。
据1980年第4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所载K。B。舍维廖夫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文透露，在1920年底，维经斯基曾从上海前往广州。
舍维廖夫写道：
关于广州小组。在1920年9月至10月小组成立时，除共产党员斯托诺维奇和佩尔林外，小组中还有七名无政府主义者（引者注——如前所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自己曾加入过这个小组），他们也没有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1920年底至1921年初，维经斯基前来广州，他建议小组成员赞同其中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份提纲，但许多成员拒绝了。小组只好解散了。
不过，不论在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刘石心的回忆中，还是陈公博的《我和共产党》一文中，都没有提及维经斯基曾经去过广州。
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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