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去向。
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1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周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寻无着……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注释◆◆◆3”，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Kung-g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munistMovement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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