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牺牲者”

贾维茵称自己“性格不好，倔得很”。“文革”时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他说了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枯”，说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让他扫街、背砖头。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始终不低头，不认罪。

这种“不识时务”的性格一直延续到办学过程中。当时朝阳区教委有人推荐学生来上学，贾维茵坚持按学校的规章办事，说学费没有学校可以先借着，但分数必须够。还有给他私人送钱的，这些人情他一概不接受。儿子曾经批评他“太倔”，送出个10万元不就没事了吗？

他坚决拒绝：“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毒瘤就是贪官污吏！”

对外如此，对内他也不含糊。贾维茵有6个子女，老伴去世得早。有个儿子做生意，想跟他借点钱，他一口回绝了。他说服儿子：“这些钱都是学校的，借出来等于釜底抽薪，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事后，却给学校每个办公室买了一个红外线取暖炉，让老师们取暖。

师生们经常看到，他们的老校长生活简朴到开水泡饼干就是一顿饭。他甚至想好了遗嘱：第一，将来继承学校的人，必须继承学校的传统，不能拿学校当营利单位；第二，我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捐献给学校，作为学生的助学金。

如今86岁的贾维茵已经须发尽白，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除心头的困惑：私立正则中学是私立，还是公立？当初北京市教委批文中明确指出是贾维茵个人举办，怎么成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呢？在这种强行接管中，举办人的权益是否受到侵犯？

正则中学1992年所聘的董事根据《条例》和学校章程，均已失去董事资格。为什么朝阳区教委却将学校擅自强行移交给了几个所谓“董事”？这是正常接管，还是非法掠夺？如果以后正则的办学质量一落千丈，运营负债累累，损害了正则的声誉，谁该来承担这个责任？

《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出台了，并于今年9月1日正式实施。贾维茵对此十分关注。他的手里拿着一份《促进法》的复印资料，那份资料已经被他反复摩挲得磨出了毛边。或许，如果这份东西早一点问世，贾维茵和正则中学的命运会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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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一条，董事会组成人员应该是什么人？如果严格依法办事，现在的董事长就不能当。董事长必须是举办人，现在举办人的法人代表证书、验资报告都在我这儿！还有第二十二条，‘法人代表不一定是校长，也可以是董事长’，他不但要负担学校责任，还有债务责任。”

他反复向我逐条阅读上面的条文，郑重得令人心酸。

“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如果依法办事的话，我一定会赢。我为什么要胜这个官司？不是为了争学校的财产，我办学十几年了，我要那个财产吗？有没有‘名’的思想？这个我有。我是作为首都第一所民办学校、为民办教育事业第一个牺牲的人。我现在已经86岁了，身体、头脑还好，我一定要出庭。这是个斗争！”他激动得几次都哽咽不能自已。

“我爱国，也爱党！”青年时代的贾维茵在南开时是天津学联的常委，也是天津第一次抗日示威游行全市纠察队总队长，是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曾代表天津到北京请愿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一身羸弱之躯，贾维茵却依然心系教育。他说他要在全国民办学校中倡导“一分钱运动”，帮助西部贫困孩子上学。身卧病榻，他还仔细地谋划着，全国现有7万多所民办学校，假如在全国的民办学校中倡导这个活动的话，每年就有7万元的基金，这个数字将会解多少西部贫困孩子的就学之困啊！

这个计划，他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只有在那个时刻，我才看到他慈和的脸上平静、温情的笑意，忘我的，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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